20年代的我们,还需要“物语”的力量吗?
归根结底,20年代的我依然,且永远渴求“物语”。
题记
身处今天这个信息社会,物语的力量衰弱了。
生存于今天的人们,不需要通过优秀的作品来探讨看待世界的方式,只要选择某种立场,就可以在社交网络上咒骂敌对方,通过这种咒骂获得其他用户的“认可”,从而高效而廉价地获得强烈的快感。
但我始终相信,世界上绝对存在只有通过虚构和物语才能获得的思考。
——宇野常宽《论00年代的想象力》
前言
在2026年2月底,我阅读了宇野常宽的《论〇〇年代的想象力》并以此为灵感,结合一些搜索过的资料,拟写了一篇关于“亚文化与后现代社会”的杂谈草稿。
该草稿用时7天,字数为12000字,不过一是由于太过繁杂,二是本人才疏学浅实在难以把握,加上现实工作繁忙遂搁置,并计划将其中一些具体论点拆分以用于后续的文章之中。
而在上一周,我在阅读完两本短篇轻小说之后,产生了一个与此有关但视点并不会高高挂起的问题。
前者(左)是犬甘あんず的短篇小说,我在论坛译者楼下的评论是这样的:
相比犬甘老师的出道作,以主线剧情为驱动,进而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冲突来推进人物关系的变化。
而新作基本都是节奏明快的,淡化具体的某个主线目标,或者说将重点放在通过并不复杂的剧情,来突出刻画、强调人物形象,同时在快节奏的情节冲突中深化主人公之间的羁绊。
犬甘的出版的第一本小说,虽然我愿意将其定义为“很好看的作品”,但老实说剧情设计上并无太大的新意。
相反其笔下的角色却在有限的刻画中显得生动形象。而最近的几部作品,看起来是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区,将重点放置在角色以及角色的关系上。
后者(右)这本则是一本让我原本期望值很高最后却很无奈的作品。
在第一卷开头,显而易见的作者刻意埋下需多伏笔,想要创造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结构,可是作者对于剧情详略把控实在有些缺少经验,这就导致叙事的节奏十分割裂。
最后留下一个巨大的剧情冲突点留在下一卷解决,设下悬念固然不是坏事,但在大多数事情都没有交代清楚的情况下戛然而止难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最神人的是铺垫了一整局的,男女主过去的交集,最后间章揭开谜底,女主喜欢上男主的原因是因为长得帅,我真的...)
通过这两本书以及我过往看过的书的特点来讨论,现在的我们(受众),还需要“物语”吗?
摇摆中的“物语”与叙事的降维
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先厘清两组核心概念的边界:“物语”与“角色”。
“物语”(Monogatari)在日本文艺批评中承载着复杂的涵义。
正如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所提出的“宏大叙事”(大物语),它曾是赋予社会生存意义的灯塔。
但在本文的语境(尤其是当代校园现实题材的作品)中,我们所呼唤的“物语”,并非指涉那种拯救世界的宏大命运,而是指一种动态的叙事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人物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冲突、面临抉择,并必须承担这些抉择所带来的后果。
传统写作手法的核心,正是让静态的角色在动态的“物语”中去受挫、成长,从而扩展人物形象的深度。
以殿堂级轻小说《我的青春恋爱物语果然有问题》为例,主角们被“侍奉社”这一存在联系在一起,在一次次非日常的委托与他者观念碰撞中,在刺痛他人的同时也刺痛自己,但仍坚持追寻内心渴求的“真物”。以此来展现角色的成长与青春的色彩,这正是“物语”的魅力所在。
然而,在当下的语境中,“角色”逐渐被剥离了动态的成长属性,变为一种基于“是什么(人物设定与角色属性)”的静态消费符号。
再以同样得过“轻历”榜首的《关于我在无意间被隔壁的天使变成废柴这件事》,在故事里并没有太复杂的外部冲突。光是女主角自身的萌属性与两人间的情感羁绊,让其存在本身就已经满足了消费的意图。
那么,过去的二次元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回溯宇野常宽笔下90至00年代日本亚文化思想的转变。
90年代的日本,步入了一个“有物(物质生活)而无物语(生存意义、信仰)”的世界。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与东京地铁事件,撕裂了日常的安全感,现代社会的风险暴露无遗。面对这虽然自由但是也冰冷的世界,人们的集体潜意识选择了逃避。
同年诞生的TV版《新世纪福音战士》(1995)回应了这一时代症候。
主人公碇真嗣的退缩反应了当时普遍的一种思想:既然“做出选择就必然会伤害他人”,那么最优解便是“什么都不做”。
于是他放弃了驾驶,同时也放弃与外界交流。
他们生活在这个所谓的“后英雄时代”,他们软弱和被动且缺乏存在感,他们的理想与现实总是背道而驰。
他们也不曾体会到这个时代给予他们的关切,因此对父辈强加给自己的“时代使命”抱着不理解的、逃避的态度。
全球化的洪流不允许任何人永远处于“永无止境的日常”之中。
1997年,剧场版《Air/真心为你》上映,庵野秀明试图以极其直接的方式,试图让真嗣们离开舒适区,去直面那个会拒绝自己、会带来伤害的真实“他者”。
当明日香对真嗣吐出那句冰冷的“真恶心”时,实际上是无情地宣告了人们在世界系故事中所追求的、无条件包容的、充满母性的他者的离去。
“必须在接受这份空虚的基础上,摸索与他人的交流。”这是1997年剧场版《EVA》给出的沉重答案。
但遗憾的是,当时的受众并未能承接住这份跨越性极大的思想,他们惧怕被心之所向的少女厌弃,于是进一步退回了“世界系”作品所构筑的温室之中。
进入0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冷风让“世界系”的温室逐渐失温。社会愈发自由,也愈发冰冷。
此时,在碇真嗣之后,出现了夜神月。
面对既存规则的崩塌,夜神月不再渴望他者的庇护与外界的怜悯,社会破烂不堪与无能作为被观众当作“理所当然的设定”接受下来,他企图凭借极其主观的决断力成为“新世界的神”,以自我的作为获得他人的认可。
在东浩纪所谓的“动物化”与“数据库消费”语境下,受众通过消费特定的“萌属性”,在无尽的日常中结成排他性的小叙事共同体。所有人都在渴求外界对自己持有的设定给予承认。
而宇野常宽在书中对此进行批判性的修正,关注点则在 “交流”身上。
从静谧如信息海的数据库中读取与自身欲望契合的信息,自发生成小叙事。因此,人们没有必要再通过交流来对意义进行补给——东浩纪将此称为“动物化”。
...
动物化的人类所渴望的恰恰是人类式交流欲望的替代物。这是多么讽刺的结果。虽然我们活在能像动物一样生存的世界,却无法放弃人类的欲望。
......
但是,我们无法逃避“文学”的问题——每个人究竟如何生存、如何与他人连接,以及如何面对死亡。
——宇野常宽“数据库孕育的排他型社会”动物化”时代与恢复交流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在轻小说高度依赖“角色外衣”的同时,智能手机的普及让摒弃了纯文学厚重感与角色复杂设定的“手机小说”异军突起。
它虽然粗糙,却实现了对“情节与物语”的提练。这种单纯依靠强烈情感起伏推动的文体展现了“叙事回归”的必然性:
在一切价值皆可替换的后现代废墟上,人们依然极度渴求能带来强烈情感冲击的实体“物语”。
《凉宫春日的忧郁》成为了世界系与日常系交汇那条线。
凉宫春日口口声声追求外星人与超能力者,对平庸无聊的日常不屑一顾。但实际上,世界早已是她所期望的模样,真正让她“忧郁”的,是她臃肿的自我意识让她无法解读日常中蕴藏的美好。
她表面上追求宏大设定的“非日常”,潜意识里真正渴望并最终赖以获得救赎的,恰恰是与社团伙伴共同筹办文化祭等的“日常中的浪漫”(角色的交流与关系性)。
继凉宫春日对日常美的无意识的追寻之后,以《幸运星》与《轻音少女》(K-ON!)为代表的“空气系/日常系”作品则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降临。
在这些作品中,没有世界危机,甚至连传统的情节冲突也被悉数剥离。主人公的人生欲望变得微小而具体,那就是,与朋友的羁绊。
如果世界让你感到无聊,最好思考一番这是否真的是世界的错。日常之中明明运转着无数物语,就看我们有没有握住它们的觉悟和意志。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空气系”的蔓延并未止步于虚构文本之内。《幸运星》引发的埼玉县鹫宫神社“圣地巡礼”狂潮延续至今。
丧失了对宏大叙事信仰的当代人,开始将目光投向现实,利用虚构的符号去“装点”枯燥的生活。
通过动画取景地巡礼、拍照打卡以及网络上的“二次创作”,受众将平庸的现实风景转化为充满共同体认同的“圣地”。
这是一种以“物语”为滤镜、对现实世界进行温馨的点缀。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受众虽然蜷缩在碎片化的“小叙事”中,却依然在以这种微小而确切的方式,试图与这个冰冷的世界重建有意义的连结。
共生的天平:以“物语”熔炼“角色”
梳理完历史脉络,站在20年代的当下审视二次元文化,我们会发现“物语”与“角色”从未真正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共生体。
只是在快节奏的消费时代,这架天平的重心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倾斜:观众的视角与消费目的,更多的聚焦于“角色”及其“关系性”上。
与此同时,商业轻小说的风向也随之转向。
在高度碎片化与高压力的现实生活中,冗长隐晦的背景铺陈或迟滞的主线伏笔,往往会成为读者入坑新作品、尤其是长篇故事的门槛。
因此,“角色属性”(如人设、萌点、经典二次元属性)便成为了轻小说元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受众而言,角色不仅是故事的参与者,更是直接提供情绪价值的载体。
再次以《关于我在无意间被隔壁的天使变成废柴这件事》为例,这部日常向作品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并非因为它刻意弱化了物语,而是将笔墨更多倾注于“人物关系性的刻画”上。
读者无需调动复杂的逻辑去理解剧情走向,只需沉浸于两人羁绊的加深与情感的升华中,便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产生情感共鸣,迅速获得快节奏阅读下的“治愈”感。
同时,一部二次元作品如果没有能够立得住、能够吸引人的角色属性,再精妙的物语也会因为缺乏直白的趣味性而曲高和寡。
这也引出了“轻文学”与“轻小说”这一老生常谈的差异:将重心放在情节设计与思想传达上的轻文学作品,往往少了几分“二次元味”,同时这类作品的受众对叙事本身抱有更为严苛的审视态度。
而回看高度娱乐化、消费化的轻小说,写作门槛并不高的轻小说,作者若想在完整立体的故事架构、精密的情节设计与角色魅力的展现之间取得平衡,也确实是对笔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承认“角色”在当下的核心地位,绝不意味着“物语”已经失去价值。
事实恰恰相反,在笔力欠佳的作者手中,不管是彻底放弃剧情设计,凭人设堆砌日常,作品也可能会沦为食之无味的流水账;反之,若强行铺设宏大伏笔却详略失当、节奏崩坏,不仅故事显得单薄,“角色”也会随之变得扁平而空洞。
不过相较于后者而言,前者对于作者的能力要求更低,因此也不失为一种创作方向。
追本溯源,可以借用法国哲学家萨特在存在主义中提出的著名命题:
“存在先于本质。”
这一论点强调了人的主观性、个别性以及自由意志,指出人始终是“未完成的作品”,必须通过持续的行动来创造自身。
反过来,正如萨特所举的“切纸刀”之例——切纸刀的本质(用途与形状)在制造前就已被赋予。
小说中的人物亦是如此: 在故事展开前,角色的“本质属性”已由作者设定完毕。
然而这仅仅是躯壳,角色只有被抛入具体的“物语”世界中,面对冲突并通过自身的行动做出决断,其角色作为“人”的“存在”才得以真正确立,形象才会丰满。
纯粹的日常互动固然足以撑起一部好看的商业小说,但只有经过“物语”的锤炼,角色才能淬炼出真正鲜活的、能让人产生共鸣的灵魂。
用个人化的物语去抵抗虚无——我为何思考
当人们不再完全相信宏大叙事,我们的目光会投向何处?
我认为,我们会聚焦于个人以及个体之间的联系。
我们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被允诺的那个遥远未来。
我们活在当下,我们与他人为伴,以彼此互相确认自身的存在。
正因如此,那些所谓的王道剧情或许不再是我们频繁追求的故事,而那些以极度细腻的笔触,捕捉现代人在亲密关系中的犹豫、试探、渴望与挣扎的“小物语”,却总是能深入人心。
20年代的“物语”,或许已从轰轰烈烈的庞大战场撤退。
在《你的名字》中,男孩和女孩的邂逅,飘摇不定的羁绊与最后跨越时空打破命运的重逢固然让人感动。
而《月色真美》里,因为变化而担忧,因为成长而恐慌,但同时跌跌撞撞前进的青涩情感,这种微小的确幸也让人感到动容。
毋庸置疑,在高度资本化与快节奏的消费社会中,以提供即时“情绪价值”为目的的快餐式作品,仍将长期占据商业市场的主导。
然而,大浪淘沙之后,能够跨越时间的周期、持续引发探讨并沉淀为经典的,必定是那些蕴含着深刻内涵的作品。
总有一些创作者拒绝把创造的作品与刻画的角色,变为简单的供人消遣的消费符号。他们将故事重新视作一种传达思想、连接现实的媒介,这点与传统文学或许有共同之处。
物语的“物语”
归根结底,20年代的我依然,且永远渴求“物语”。
没有物语的重力牵引,再华丽的设定、再密集的萌点堆砌,也只是悬浮于半空的幻影;待新鲜感褪去,苍白的幻影便会迅速消散在互联网的集体失忆症之中。
无论二次元文化如何被解构,社会如何走向后现代的碎片化,当我在翻开一本书的某一刻,内心深处真正寻找的,始终是借由那个虚构的“他者”,来重塑自身存在的意义。
我旁观着他们在虚构的世界里受挫、流泪、做出决断,并以此为镜,折射出自身的存在。
文章已到尾声,我承认,对被大众视为“娱乐消遣”的轻小说进行如此大张旗鼓的解析,显得有些堂吉诃德式的滑稽。但我从不认为这是一种无意义的徒劳。
只要一部作品触及了真实的痛觉与人性的幽深,它便配得上投入精力去剖析、解构,乃至进行所谓的“过度解读”。
因为,当我越过纸面,凝视着那些故事脉络与人物心理的深渊时,实际上凝视着的,也是那个同样曾身处困境中、试图在虚构的日常里抵抗虚无的自己。